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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包一词的历史探究

2012-12-14 9:50:00   来源:蒙古语教学网             编辑:admin    浏览:1060    【共0条评论】 【我要评论

那仁毕力格
  一、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敖包作为文化符号,不仅隐含了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的深层内涵,也是体现社会构造(Social structure)和群体认同意识(identity)的载体,是在古老的萨满教祭祀仪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而发展的,与藏传佛教融为一体的民间信仰的文化表征。迄今为止,有关国内外研究敖包祭祀的状况来看,国内研究成果是蒙古族学者为代表文献研究为主,探析敖包的起源,即渊源于萨满教,山岳崇拜演变而来的观点占主导地位的民俗文化研究为多;国外研究成果是有日本的蒙古学学者为代表进行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为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方法论来说,敖包祭祀的历史渊源、特征、祭祀现状、社会功能为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比较研究等较广泛的研究领域。
  对于敖包一词的语言学角度的研究甚少。本文只涉及有关敖包一词的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成果,并验证敖包的语言学内涵及探析历史渊源。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敖包一词来源于称古代蒙古族的社会组织的氏族或部族的词语――obo为主导的观点。不仅如此,还有阿尔泰语族的各语系,甚至与汉藏语系的神话、传说时代和古代的称图腾的名称联系起来探究了敖包一词的渊源和解释词义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邢莉教授指出敖包一词是在蒙古族的氏族或部族为单位构成的古代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是从指蒙古族的社会结构的名称――“obok”演变而来,语源(或词干—引用者)是和氏族或部族的“obok”同一个意思。[1]
  金刚教授探究了敖包一词的语源,不仅试述了蒙古语范畴里的意思,还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扩展了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有些部族和民族的原始图腾文化范畴,并进行了语义解释。他指出:敖包原本是指“先祖(dedus)”和“神灵(šitugen)”的意思的“祖先(ebuge)”。但是,现在以转嫁为“丘陵(dobo)”的意思。远古时没有敖包一词,后来因为“祖先”一词发音类似,所以发生音变而成敖包。正因为如此,最初敖包就是“图腾(totem)”动物的墓。他进一步解释说:敖包是指亚洲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皇帝”的图腾动物的名字――“狮子”和“熊”的基础上转化而形成的。“狮子”是在汉语古籍里被记载为“轩辕”,蒙古语是“sengge”,表示“祖先”、 “兄长(aqa)”、“母亲(eqe)”等的词义相同的。突厥语的熊是和蒙古语的“祖先”同一个意思,是和指萨满的蒙古语“buge(博)”也是相同。因此,敖包是从指氏族或部族的“obok”和“ebuge”二词的语源发展而来的。所以,敖包祭祀是指祖先祭祀。[2]
  日本学者白川静教授指出敖包是举行氏族祭祀仪式的圣域,是古代的祭祀天神的祭坛。[3]他进而提出敖包和中国(汉族)古代的“社鼠、社树、社屋”、日本的“塚”做比较研究的观点。[4]①还有,日本的另一个教授佐野贤治也涉及日本的“十三塚信仰”和蒙古族的“十三敖包信仰”的形成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并进行了佛教或藏传佛教、净土观念、虚空藏信仰、修验道等方面的比较研究。[5]因此,从敖包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不管是宗教特征,还是社会功能,敖包和中国古代的“社”、日本的“塚”三者之间作比较研究不是没有可能的。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对解释敖包一词的语义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有开拓性的、划时代性的学术价值,但因皆是缺乏文献资料或田野调查资料依据,所以缺乏实证性意义。
  二、敖包的历史渊源
  根据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相关研究成果等,探究和实证敖包一词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阐述敖包作为宗教性的祭祀仪式,在13世纪以前的未经统一的蒙古族一部分部族已有了相似的祭祀仪式;作为词语的敖包,到目前为止最早在公元1382年它已被记载在火源洁编写的《华夷译语》(以下简称为《译语》)。
  早在13世纪中叶撰写的《蒙古秘史》(以下简称为《秘史》)里与敖包祭祀相似的祭祀仪式已经有了记载。[6]②笔者认为这是成了敖包祭祀仪式形成的文化根基。那是发生在成吉思汗的上溯第11代祖先(约公元10世纪中叶)朵奔蔑儿干时代的历史记载。根据《秘史》记载,哂赤伯颜(šinječi bayan)祭祀的是移住的领地――孛儿罕(borqan qaldon)山,或孛儿罕山的狩猎神。哂赤伯颜为了祭祀狩猎神(不只是只为了祭祀狩猎神,还有古代蒙古人有迁入的新牧场里建造新的祭坛的习俗以外,用这个祭坛标志自己的属地的可能性),在孛儿罕山上建造了“ejed borqan”。“ejed borqan”这个有从古代开始被使用的可能性的中世纪蒙古语词语是由“ejed ”和“borqan”两个词来组成的合成词。其中,“ejed”是指神灵或灵长物的意思。现代蒙古语里和词语“ongod”组合起来成了“ejed ongod”的复合词,也表示神灵的意思。“ongod”是表示:一是偶像、神灵;二是祖先的灵魂;三是祭品。[7]
  “borqan”是词干为“bor”,最初指繁茂的柳条林的神灵的意思,后来指被埋葬在繁茂的柳条林的“先祖”,最后指藏传佛教名词。[8] “borqan”是最初指圣洁而神圣的柳条林或柳条的神灵的,后来指把祖先的神灵雕刻在柳树上的形象,最后变得叫做萨满的偶像。[9]这样词义发生变化的特征,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一部分东部蒙古语(元哲里木盟等地区的方言)里比较明显,是指萨满的持有神圣力量的使者。③根据borqan一词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哂赤伯颜建造的ejed borqan是用柳条的,或者类似现在的敖包一样,垒石和柳条的组合。
  但是,《秘史》里这个ejed borqan用岩石建造的,还是用树木建造的,确没有清楚的记载。所以,关于建造ejed borqan的材料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但是,不是不可能认为这个叫做ejed borqan的祭坛是用石块建造的。此外,还可以推理为蒙古人从古进行祭祀仪式时建造ejed borqan做为祭坛,或者这个祭坛本身就被看作是ejed borqan。但是,更确切地说不能轻易地确定为那时候的ejed borqan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敖包,只能确定那时候就有了类似敖包的祭坛。还有,根据哂赤伯颜祭祀的是狩猎神和田野调查资料,古代的ejed borqan和现代的敖包是祭祀萨满教范畴的众神的祭坛,甚至ejed borqan和敖包仍然有着密切关系。
  根据《秘史》记载,从那朵奔蔑儿干时代约300年以后的12世纪末,蒙古人进行祭祀仪式时仍然建造祭坛。但还没有清楚地记载建造祭坛的材料。那是成吉思汗幼年时因躲进了祖先朵奔蔑儿干传下来的圣山---孛儿罕山脱险了蔑儿乞惕人的追捕,所以祭祀了孛儿罕山。[10]
  那么,成吉思汗建造的祭坛是可以理解为用石块或柳条建造的,类似敖包的筑造物。但却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个祭坛就是敖包。因此根据这个记载也不能确定为那就指现代概念的敖包。因此,根据成吉思汗建造的祭坛,有两种可能:一是《秘史》撰写的13世纪中叶为止,在蒙古语里没有敖包一词;二是敖包有因部族的不同持有不同的名称,也就是说存在现代意义的“方言”的区别,只是《秘史》里没被载入。
  笔者下面根据有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敖包一词的文化渊源。如前所述,“borqan”是指繁茂的柳条林的神灵。因此,蒙古人把繁茂的柳条林看作神圣的地方,这个神圣的地方是指在“qaldon”(山岳—引用者)上建造的祭坛。在孛儿罕山上建造的“ejed borqan”是进行祭祀仪式的圣地,还可以看作祭祀祖先时也建造同样的祭坛。虽说这样,不管是祭祀山神的祭坛,还是祭祀赐予猎物的狩猎神的祭坛,或者是祭祀祖先的祭坛,可以认为都用被看作神圣的柳条或石块建造的,只是都没用敖包一词来明确的记载,所以不能认定那时已经存在敖包。因此,只能认为那时已经有了建造相似敖包的祭坛,祭祀仪式也和敖包祭祀相似的习俗。这个祭祀习俗成了形成敖包祭祀的根基。
  下面看一本旅游记中的关于成吉思汗去世约20年以后,在蒙古地区用石块建造的垒石堆的记载。那是1247-1248年间,从现在的河北省到蒙古高原旅行的张德辉的《张德辉岭北行》(以下简称为《岭北行》)中的记载。[11]④根据这个记载可以断定13世纪中叶,即使建造目的不明确也在蒙古地区已经存在垒石建造物。但是,张德辉惊讶它的雄伟,确没有说明那个垒石堆是作为祭祀用的,还是作为瞭望台用的。汉语原文记述是石堠,所以只能断定它和垒石建造的敖包相似的垒石堆,或者至少13世纪中叶在蒙古地区无疑是已经存在垒石堆。
  白川静教授曾经提出敖包、中国古代的“社鼠、社树、社屋”[12]⑤、日本的“塚”三者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观点。接下来结合中国(汉族)的“社”和日本的“塚”的含义,探讨元朝初期建造的“社稷坛”和敖包的联系所在。
  《元史》的《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祭祀五-太社太稷》中有“社稷坛”的记载。这是在元朝首都大都的皇室家族为中心的贵族们祭祀的社稷坛记载。[13]⑥还有,《元史》的《卷七十四・志第二十七祭祀五-郡县社稷》中在郡县的王公贵族祭祀的“社稷坛”的记载。[14]⑦
  根据以上的两个“社稷坛”祭祀的记载,得知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所谓的“社稷坛”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改为元朝的初期才创建的;二是“社稷坛”主要用泥土建造的。先不说敖包一词那时存在还是不存在,而先说明以下四种的可能性:一是“社稷坛”或“社”不是敖包的翻译词;二是《元史》中只记载了新建的“社稷坛”,确没有记载类似敖包等的传统祭祀仪式;三是元朝初期开始祭祀仪式上发生分化,“社稷坛”是新建造的王公贵族祭祀,类似敖包祭祀的习俗是在民众中进行的。
  此外,《元史》的《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祭祀五-太社太稷》中还有有关“社稷坛”的祭日的记载。[15]⑧“社稷坛”的祭祀仪式是一年进行两次,2月和8月。这是和蒙古人的传统的正月(čaan sara,阳历10月)和春天开始的敖包祭祀等祭祀仪式多的5月没有重复。[16]因此,根据祭日也可以说“社稷坛”祭祀是与传统祭祀仪式错开进行的。更不能说是同一样的祭祀仪式。
  还有,根据《十善福白史册》(以下简称为《白史》)记载,元朝初期开始正规化的“成吉思汗祭祀(八白宫)”等传统祭祀仪式的春祭祭日是6月21日、夏祭祭日是8月16日、秋祭祭日是12月16日、冬祭祭日是2月1日等。[17]这也说明“社稷坛”的祭祀日和敖包的祭日没有任何联系。
  众所周知,特别是忽必烈汗登位后,对于蒙古族来说,不管是民族文化,还是宗教信仰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犹如,宝贵贞对蒙古族宗教历史演变指出一样:“由于蒙古高原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文化传统、民族融合、宗教政策导向以及宗教自身的原因,蒙古族宗教信仰自元代以来,一直呈现多元化特征,除了处于核心信仰的藏传佛教之外,传统的萨满教一直延续到现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尽管传播范围非常有限,也在蒙古族聚居区有一定影响。总而言之,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是以萨满教为基础,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信仰,以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为辅,可谓‘杂而多端’,从一定意义上张扬了蒙古族人海纳百川的性格,彰显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征。”[18]因此,除了萨满教以外,还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锁罗亚斯德教、景教等的宗教影响,[19]蒙古人的信仰体系逐渐发生变化,文化意识也更加多元化。
  三、敖包一词的文献记载
  可见,比起《秘史》的撰写约一个半世纪后的明朝初期,《译语》中有敖包一词的记载。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这是敖包一词的最早的记载,蒙古语读音为“oboha”,汉语语义为“堠”。《译语》是公元1382年(洪武15年)编写的《大明皇帝实录》(洪武15年)第114章里的一卷内容。[20]乌・满都夫整理校注的《蒙古译语词典》里还被编入了有关《译语》一书词汇。本词典里分类为“地理门”的词汇里也出现了敖包一词,把汉语的“堠”用蒙古语译成“斡孛斡”,读音为“obo’o”。此外,还分别写着古蒙古语写法和现代蒙古语写法。[21]还有,1598年淮隂王鳴鹤编写的《登壇必究》中,把汉语的“土堆子”译成“党惱速dangnosu”,[22];1610年郭造卿著郭應寵编王象乾出版的《廬龍塞畧》中,与《译语》一样把汉语的“堠”用蒙古语译成“斡孛斡”,读音为“obo’o”。[23]但是,《译语》和《蒙古译语词典》中的记载只是对敖包一词的记载和汉语翻译。除此之外,没有有关祭祀仪式等方面的详细解释。所以,从这个记载得不到有关敖包祭祀仪式的任何信息。古汉语里的“堠”和“社”不同,是瞭望台,而不是祭坛,因此根据《译语》中的翻译,敖包有可能最初不是祭坛。
  到了19世纪才有了有关敖包祭祀比较明确地记载。那就是法国传教士Regis evariste huc(1813-1860)早在19世纪初期时就把关于敖包祭祀记载在他的旅游记里。他从1841-1846年间,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写下的旅游记里记载了关于敖包的描述。[24]⑨这是关于敖包祭祀最初的比较完整的记载。根据田野调查资料和相关研究资料,鄂尔多斯地区的很多敖包也都是建造在17-19世纪左右。这些表明通过几个世纪,随着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变迁,这时(或许比这时更早的时候)敖包祭祀已经成了全民性的祭祀活动。
 
  接下来通过“堠”的日本语解释和汉语语义,相关“社”的语义比较,推断敖包一词的含义。日本语词典《新字源》里把“堠”一词解释为“①某一个地域的塚,是用泥土磊建的里程碑。②瞭望台、城寨、烽火台。”[25]⑩这个“堠”有堠子、堠程、堠碑等意思,是指某一个地域的为了表示路程或路标的垒石。“堠”一词的汉语解释是“古代了望敌方情况的土堡。”[26]“堠”的汉语和日本语语义解释来看,“堠”没有宗教性质。但是,根据汉语词典和日本语词典,中国(汉族),的“社”和日本的“塚”是有宗教性质,两者的神灵都是土地神或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27]在周国,把祭祀国家的社神场所叫做“塚社”。[28]因此,在古代“社”和“塚”基本上是进行祭祀的同一个场所。
  中国的“堠”和日本的“塚”主要是用泥土建造的。因此,蒙古族的敖包一词可以用汉语的“堠”字解释的话,敖包就是指用泥土建造的堡垒、里程碑、路标。根据宗教性质,成吉思汗和他的祖先建造的祭坛译成“堠”就不确切,而应该是译成“社”或“塚”。虽然现在也有用泥土或柳条建造的敖包,但是这种敖包并不多见,很多时候都用石块建造。所以,敖包和汉语的“堠”和日语的“塚”不能说指的是同样一个祭坛。只不过最多从宗教特征和社会功能来看,不能否认三者之间的类似点。
  汉语文献里把敖包都翻译“堠”。因此,根据《译语》和《北虜考》的翻译(“堠”),那时(或最初)的敖包或许没有宗教性质,而是瞭望台、路标、或者有境界标识作用的筑造物。
  1621年茅元仪撰写的《北虜考》一书中有了敖包一词的记载,把敖包解释为汉语的“土堆子”。还有把敖包以外的蒙古语名称的读音用汉语借用字“黨惱速”,蒙古语解释是用泥土建造的敖包。[29]这证明敖包由于部族和地域的不同,有“黨惱速”等不同的名称。此外,鄂托克前旗的旗敖包---宝日陶勒盖敖包的建造年(1650-1663年之间)和《北虜考》里把敖包一词还没翻译垒石堆来看,或许敖包还没有宗教性质;或许茅元仪所看见的敖包还是用泥土建造的。
  小泽重男对《秘史》进行语言学研究,并概括的指出:“我们通过语言研究,能观察得到13世纪初的蒙古语的概要和特点。因为,《秘史》的蒙古语能达到608页。”[30]⑪但是,《秘史》主要是记载了成吉思汗一族的从氏族起源到建立大蒙古国的400、500年的历史。当时包括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家族,光是蒙古部族的“迭儿列勤-蒙古”和“尼伦-蒙古”加起来就有34个部族。[31]所以《秘史》的只有608页里不可能都能包括所有蒙古部族的语言或方言。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有关敖包一词记下了不同的部族有不同的“方言”表达。20世纪上叶,德广桂滨教授记述了敖包的由于地域和民族(或部族)的不同有不同名称。那就是:“杜尔伯特蒙古部的敖包叫做吉如集根玉茹(kirugenyuru);阿尔泰的乌梁海蒙古部的敖包叫做吉如集赤(girugiči);青海的喀尔喀(qalqa)蒙古部的敖包叫做克烈库苏儿茹(keregusur);唐怒乌梁海(tangnu oriyangqai)蒙古部的敖包叫做拜思如仪克(baisuruik);辉特人(čizi)的敖包叫做呼儿木(qorom);阿尔泰人的敖包叫做阔儿(korom);柯尔克孜人的敖包叫做鄂博。”[32]⑫
  这是包括蒙文文献和有关国外蒙古学文献里少见的有关敖包一词不同部族的不同名称记载。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有关敖包一词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很多的北方少数民族都持有类似敖包的祭坛,但是各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有不同的名称;二是同一个蒙古族里的不同部族之间的敖包名称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德广桂滨记述的敖包名称里确没有还有《北虜考》里的记载的“黨惱速”。还有,张双福研究员指出敖包一词是来源于哈萨克族语。[33]因此,现在通用的敖包一词的历史渊源是复杂多变的。
  四、结语
  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下,随着蒙古族的分散、统一、又分裂的历史进程,敖包也经过了形成、多样化、再建构的过程。但是,敖包不只是蒙古族很多分支部族里存在的祭祀仪式,甚至在很多北方少数民族里都存在的文化现象。作为筑造物的敖包,最初没有宗教性质,后来(以现在的文献资料,还不能确定为具体时间)从10世纪开始(其实从10世纪以前还存在),在进行祭祀仪式时,建造的祭坛和敖包结为一体,才形成了真正的敖包祭祀仪式。至于敖包的渊源,当前还不能实证最先起源于哪一个民族。
  综上所述,根据《秘史》里记载的祭祀仪式习俗,《译语》里记载的敖包是翻译为“堠”,《北虜考》里记载的敖包是被翻译为“土堆子”,我们可以认为敖包是用柳条,泥土或岩石建造,而且因部族或地域的不同使用的材料也不同。“堠”是平常用来泥土建造,《北虜考》里解释的“土堆子”基本符合。但是,除了《秘史》里记载的建造祭坛的材料不明情况,《岭北行》里记载的垒石堆完全不同。现在在蒙古地区遗存的敖包来看,由于地区的不同,确实存在建造的材料(不分地域,很多都是用石块建造;乌审旗等很有的地域还存在用柳条建造的敖包;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地区还有用泥土建造的敖包)也不同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妄下结论敖包是垒石堆,还是土堆子,或者只用来柳条建造,同时也不能否定蒙古族不同部族有不同的“方言”来表述的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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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探究,历史,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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